多语言教育政策7篇
多语言教育政策7篇多语言教育政策建国70年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回顾-百度文库 建国70年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回顾 摘要：外语教育政策日益受到国家重视。回顾建国70年中国外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多语言教育政策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多语言教育政策
tle>建国70年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回顾-百度文库建国70年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回顾
摘要：外语教育政策日益受到国家重视。回顾建国70年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对不同时期外语教育的目的，语种选择和外语教学的比较，以及相对应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多元性的调查后发现：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在环境必须有效地结合，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转变和发展都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国外语教育
教育政策
回顾
转变
一、外语教育政策
外语教育政策是语言政策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分支，主要关注语言教育政策中除国家强势语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之外的语言教学，即外语教育。外语教育政策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外语教育的目的，外语语种的选择以及外语的教学。
纵观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历史，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前后共经历了三次重大调整，对外语教育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梳理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脉络，剖析了各个不同时期的教学目的，语言选择及教学特点，总结了制订外语政策的依归，探讨了政策制订的外在条件和内在规律，列举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对我国外语政策创新的推动具有一定现实参考意义。
二、高度政治化期1949年-1977年
这一高度政治化期源于新中国的两个迫切需要：对内,加强新政权的稳固；对外,与其他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改善。（Liu2015:65-68）
1、政治经济环境
建国初期，我国与苏联成为了盟友，并获得财政和技术援助，却遭到了美国的经济封锁，国家处于贫困状态。60年代初期，与苏联的关系不断恶化，发展经济取代了政治运动，成为了国家的首要任务。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了生产和教育陷入停滞。70年代初期，我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加入联合国、与更多国家建立外交，这些事件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教学目的
1958年，国务院提出了教育工作方针。根据这一要求，教育的目标是使人们既“红”(在政治上正确而积极)又是“专”(对于学科有很高的要求)（Li&Xu2006）。特别是外语教育，这个目标被转化为片面强调所谓的政治思想性，增加政治和实践内容，教学内容受到很大局限。
3、语言选择
建国初期,鉴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俄语成为了主导外语。到了50年代中期，为了获取更多科学和技术知识，人们对英语的需求不断增加，英语再次出现在中学课堂。60年代初期，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英语渐渐取代了俄语的主导外语地位，成为了第一外语。
4、教学特点
这一时期，对政治的关注高于对国家发展的需求，因此创造了高度政治化的外语政策和课程。如：高度政治化的教科书(其内容主要是政治宣传)；课程频繁更改；缺乏计划来维持合格的教师队伍；无法保障课程的连续性等。
三、经济市场化期1978年-2002年
这一时期，快速发展经济占据了国家发展的中心位置，对政治的关注逐渐被经济建设所取代。
1、政治经济环境
1978年，我国踏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证实了开放和市场化的趋势，并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纽带。
2、教学目的
这一时期每个版本的外语教学大纲都突出了外语作为经济发展工具的原则。同时外语又被视为与其他国家联系的重要工具，在促进国家和世界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Adamson2004:173)。
3、语言选择
直到经济市场化时期，外语教育的高度政治化倾向逐渐消解，英语获得了空前的地位和关键作用，真正成为了主导外语。1979年，教育部提出“不仅要大力发展英语教育，也要适当发展日、法、德、俄等小语种教育”的指导意见。在与苏联和日本接壤的地区，少数中小学可以开设俄语课和日语课。因此，在中国的东北部，俄语和日语也成为了外语语种，出现在一些中小学的课堂上。
4、教学特点
（1）.在基础教育方面，教育部颁布指导意见，要求中小学英语的每周授课时间与语文，数学等主要基础课程相等（Hu2005；Hu1999），并成为了高考必考科目。2001年，教育部规定外语课程开设可始于小学三年级（教育部2001），巩固了其在中国应试教育中的地位。
（2）.在高等教育方面，从1979年开始，教育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以加强大学英语教育，其中包括外语教师培训，针对不同类型大学的专业课程大纲以及发布大学英语考试大纲（Feng2009）。国务院还于1981年发布了一项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这激发了人们在大学学习英语的兴趣（Hu1999）。
四、转型变革期2003年至今
世纪之交，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新常态。2013年，中国提出并积极推行
“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式的全球化3.0时代的到来(王义桅2016),这是中国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目的
在全球化3.0时代，我国由“本土型”国家转变为“国际型”国家。为了适应这一伟大转变，外语教育政策定位也发生了转型，从“引进来”转变为“走出去”。外语已不仅是我们学习的工具，也是其他国家了解和学习我们民族和传统文化的媒介，突显了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民族自豪。
语种选择
五、小结
回顾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历史和演变，历史的脉络清晰地告诉我们：制定科学、合理的外语教育政策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理应表现符合当代社会特质的多样性和平衡性。作为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核心要素，当代外语教育政策的重点是借鉴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弘扬璀璨的中华文化。在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过程中，也应该尊重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与时俱进。有效地将其与国家发展需求相结合，共同推进外语教育在国家和社会需求上的服务性以及外语教育政策的规律性。虽然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在历史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复杂性，体制内部的协调性，执行中复杂性都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Adamson,B.(2004).China’sEnglish:AhistoryofEnglishinChineseeducation.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Press.[2]Feng,A.(2009).EnglishinChina:Convergenceanddivergenceinpolicyandpractice.AILAReview,22,85–102.?[3]Hu,D.(1999).Zhongguoyingyujiaoyujiushiqinianhuigu[AreviewonEnglisheducationinChinainpastninety-sevenyears].Shangdo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4,55–57&74.[4]教育部.(2018).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S].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3.[5]王义桅.(2016).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
篇二：多语言教育政策
tle>可持续发展的多语教育政策:来自东南亚的启示-百度文库可持续发展的多语教育政策：来自东南亚的启示
柯克·佩森;吕盈盈
【期刊名称】《世界教育信息》
【年(卷),期】2014(027)016
【总页数】2页(P47-48)
【作
者】柯克·佩森;吕盈盈
【作者单位】美国国际暑期语言学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相关文献】
1.高等教育变革与开放大学可持续发展——来自欧洲四国开放大学的启示[J],王向旭;2.高等教育变革与开放大学可持续发展\r——来自欧洲四国开放大学的启示[J],王向旭
3.美国双语/多语教育政策的变迁、反思及其启示[J],孙云鹤
4.监管塑造教育政策的利益集团——来自美国州共同核心标准制定的启示[J],李清刚
5.监管塑造教育政策的利益集团——来自美国州共同核心标准制定的启示[J],李清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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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多语言教育政策
tle>十小教师业务学习《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3.25-百度文库十小教师业务学习《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3.25
库尔勒市第十小学教师培训
---学习《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
时间：2015年3月25日
主
讲
人：吕雅玲
地点：教师发展中心
参加学习人员：全体教职工
学习内容：对《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解读
)已刊登至《双语学习》第六期专家论坛(
一、《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解读》的主要内容
全书的内容分为序、正文7个部分，共88个问题，总字数为110千字。这7个部分，88个问题涉及到了学前，中小学，双语教育，双语教学，民族语文（母语文）教学的法规、政策、地位、作用,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模式、课程设置、实施的措施和办法、师资培训、教材建设、质量监测等方面的许多内容，用“包罗万象”四个字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它既是具有进一步加强我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工作的指导性意义的好读本，也是各族广大双语教育理论研读者、主管双语教育工作的各级领导、双语教师、双语班学生及其家长、社会各界的双语教育实用手册。正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厅长吐尔逊·伊不拉音在给该书写的《序》中指出的那样，这本书是宣传党和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普及性读物。
二、《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解读》的亮点
笔者认为这本书最大的亮点主要体现在“政策解读”这四个字上。
少数民族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推进新疆双语教育是一项基本国策，既是战略大计，同时也是科学性、政策性、规律性强的教学工作。（赵德忠语）
我区的双语教育工作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法规、政策、规定为依据来推进的。
从国家层面上讲：
我国的宪法和其他有关民族、教育的法律中都对少数民族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语言文字，实施双语教育有过规定。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十九条：“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第四条又指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七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并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章第十二条：“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
“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可以使用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文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第四条“义务教育阶段，应当加强双语教学，并推进学前双语教学。”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双语教学工作。……”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推进学前双语教学工作。……”
以上法规明确规定了少数民族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中可以采用民族语言文字实施教学，但要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这就给我们实施双语教育和确定双语教育规模指明了方向。
从自治区层面上讲：
近十年来，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根据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法规以及新疆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实际，制订了一系列科学推进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原则，为我区双语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主要有：
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提出了实施双语教育的方针，对双语教育提出全面要求，并将其纳入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主要工作议程，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2005年，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的配套文件，把双语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学前，强调从小抓起，从教师抓起。2008年，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语”教育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实施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
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将新疆双语教育提升为国家战略，会后教育部等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推进新疆双语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保障新疆双语教育发展的政策和措施。9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文接受教育的权利。重视加强学前双语教育。国家对双语教学的师资培养培训、教学研究、教材开发和出版给与支持。”随后，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定了实施双语教育的目标、任务和原则。
2011年，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语教育发展规划（2010—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未来10年新疆双语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并以做好双语教育模式设置、巩固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加快双语教材和教学资源建设、发展双语现代远程教育、加强双语教师培养和培训、完善双语教师补充机制、健全双语教师评价和激励机制、重视双语教育科学研究、严格双语教育教学工作管理、建立双语教育工作成效和监控体系建设等十个方面的工作重点，制订了具体工作措施，明确了保障机制。这个规划是积极稳妥、科学有序推进双语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开启了新疆双语教育发展的新篇章。
总之，随着双语教育工作的快速发展，我区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与双语教育事业科学推进需要相适应的，具有新疆特色的政策体系，并将会进一步完善。
三、《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解读》的特点
在精读本书的过程中感觉到，该书不仅有特色，而且特点也不少，其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具有明显的语言特点
这本书的语言特点主要表现在：没有分章节，没有用华丽的语言，文字表述规范、标准，语言很质朴和大众化，通俗易懂，一读就懂，一看就明白。因此，可以说它既是一本更深入了解新疆双语教育的过去、现在和今后发展趋势的书，又是一本普及双语教育的大众化好读本。
（二）概念、术语的界定科学、准确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有了很大发展，相关研究逐渐受到了教育界的重视。但目前存在着对有关双语教学、双语教育、“民汉兼通”等概念、定义、术语、名词的界定不够科学，不够标准，不够清晰，范围不够明确，及使用、解释、表述存在着各不统一、不相同、五花八门的现象，因而直接影响了准确翻译和理解这些概念、术语等。这种现象在以民文、汉文出版的各类图书、报刊使用以上的那些术语，名词也各不一样，其结果造成了思想认识的不统一，概念的理解不统一，对健康发展双语教育带来了一些不应该的负面影响。对此不少双语教育工作者和基层双语教师要求，要从顺利推进双语教育、促进本土化双语教育理论体系形成的角度，应对“双语教育”“双语教学”“民汉兼通”等双语教育的基本概念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界定。
自治区双语办根据以上的情况和反映，把双语教育理论界关于双语教育几个基本概念界定方面的研究成果的精华集于本书，科学准确的界定了我区双语教育的几个基本概念。读这本书后，笔者觉得，该书对双语教育的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开门见山，一目了然，不复杂，不繁琐，没有模棱两可之处，更没有难懂的词语，如：
1.汉语教学
汉语教学是指汉语课程的教学，其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汉语能力，掌握汉语基础知识，获得汉语听说读写技能。汉语课只是双语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门课程。
2.双语教育
双语教育是指用（两种以上）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制度或教育模式。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以下简称双语教育）是指在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过程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开展相关课程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
3.民汉兼通
“民汉兼通”指少数民族学生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学习与交流、生活工作。
4.民汉兼通教育
“民汉兼通教育”
是指以民族语和汉语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活动，目的是培养“民汉兼通”的双语人才。
5.双语教师
现阶段的双语教师即双语教育岗位教师，指在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班分别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相关课程教学的教师。双语教师应具备“民汉兼通”和“汉民兼通”的素质。
双语教师可以是少数民族教师，也可以是汉族教师；可以是使用汉语授课的教师，也可以是使用少数民族语授课的教师；可以是能够使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两种语言文字授课的教师（具备双语能力的双语教师），也可以是只能使用汉语或少数民族语一种语言授课的教师。
（三）调整了双语教育的模式
原有的双语教育有三种教学模式：
模式一：理科课程及外语，使用汉语授课，其他课程使用母语授课。
模式二：民族语文使用民族语言授课；音乐等课程中涉及民族传统音乐和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用民族语言讲授，其他课程使用汉语授课。
模式三：全部课程使用汉语授课，开设民族语文课程。
随着双语教育工作的不断推进，原来的中小学双语教育的三种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各地普遍反映模式二与模式三有许多相同之处，容易混淆，因而模式二实际应用很少。而且，模式太多也不利于管理和规范。同时，在模式三课程设置中提出民族语文课程可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也可从小学一年级开设，每周4课时（其中选修2课时），这不利于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基于这些因素，有必要对双语教育模式进行调整，由三种模式调整为两种模式。具体如下：
模式一：小学语文、数学、科学、信息技术，初中汉语、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高中汉语、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其他课程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授课（可以简称为“部分课程使用汉语授课，部分课程使用民语授课”）。
模式二：全部课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开设民族语文课程。不具备师资条件的学校，体育、音乐、美术可以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授课。
模式一是双语教育的普及模式。主要是充分考虑目前一些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不具备开展模式二的条件。一是有利于发挥目前不具备双语教学能力的少数民族教师的作用，这些教师可以继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二是解决了目前教师不够用以及少数民族教师大量闲置的问题。三是推进双语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逐步衔接、接替和过渡。
模式二是双语教育的目标模式。其课程设置、教学要求与汉语授课学校基本一致，使得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从小享受同样的教育资源，同步提高素质。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在不同的学段实现民汉混合编班；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实现同样的人才培养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不用照顾，与汉族学生具有同样的能力和机会；同时，模式二明确提出从小学一年级开设民族语文课程，有利于实现民汉兼通的目标。
这样调整一是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双语教育教学工作，在学校层面，课程设置更明晰了，便于组织教学活动；在考试评估方面，便于制定评估标准，进行教学质量的监控。二是有利于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实施双语教育包括两种教育模式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各地和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实施双语教育的模式。
四、提升了民族语文（母语文）教学的地位
在我区推进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进程中，由于有的地方没有很好的处理汉语教学与本民族语言教学的关系和汉语授课和民族语言授课的关系，忽略了教育规律，也没有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有的地方为了赶超，在师资、教材、语言环境等条件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一哄而起”，认为双语教育就是学习汉语，因而只强调了汉语教学，忽视了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有的学
保留民语教师培训班，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同时，开发优质的教学资源辅助民语教学，保证民语教学质量。
五、两点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我区双语教育的宣传工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厅长吐尔逊·伊不拉音同志在给本书写的《序》中指出：“可以说这本书是双语教育发展成就的归纳总结，是双语教育发展成果的事实见证，是宣传党和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普及性读物”。他还指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了双语教育的政策，阐释了新疆双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了群众迫切关心的双语教育、双语教师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所以应以这本书为教材，采取办读《政策解读》学习班，组织宣讲团走基层，使该书的内容基本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样有利人人关心，积极投入“双语教育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二）组建双语教育督学并加强对双语教育的督学督查工作
目前在我区各级教育部门都设有对教育、教学进行督导、检查工作的专门机构，如自治区人民政府有政府教育督导团，自治区教育厅专设教育督导室，各地区、市有教育督导办公室或教育管理人员建管督导工作。他们承担着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管理部门的督导工作。据调研，这些部门对双语教育、教学的督导督查工作也一直在努力开展和积极运行。如乌鲁木齐市政府督学办公室，对民汉合校的督学督查工作力度很大，但落到实处，解决的问题却不尽人意，此其中原因很多。从全疆情况看，教育教学督导也存在一定漏洞，因而要双语教育的相关法规、政策、措施有效落实，全面提升双语教育发展水平，必须加强双语教育教学督导工作，组建专门机构专项督查双语教育的推进情况，督查双语教学的研究、执行情况，以提高双语教学质量。
篇四：多语言教育政策
tle>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现状及发展对策文档资料-百度文库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现状及发展对策
一、民族语言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更加频繁。一方面推?恿嗣褡逯?间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数正在不断减少，使用频率也在逐步降低，促使更多的人注意到对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本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髓。而语言，正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将根留住，才可以繁茂成长。失去了根，便是无源之水。一旦语言消失，基本上不可能进行恢复，其的消失代表着民族文化的整体消失。只有很好的传承语言，才可以将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二、黔东南苗族侗族语言教育现状
1、苗族侗族语言学无所用
在各民族加强交往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苗族小学生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时间和范围，具体表现为：第一，苗族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多数使用汉语，苗族家长本身选择与使用语言的情况影响了小学生使用语言。伴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进一步加深了交流，在一些社交场合苗族家长一般使用汉语，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中成长的小学生自然学习汉语，无形之中增加了汉语交流的机会，相对来讲使用本民族语言的频率降低了。第二，随着传统思想的深入开化，在不同民族之间出现了很．
多男女通婚的现象，在苗族与其他民族通婚家庭中苗族儿童不断增加。出生在跨民族通婚家庭中的幼儿，其父母一般都是采用汉语交流，缺少学习苗族语言的家庭环境，学习苗族语言的意识以及传承苗族语言的历史使命都在弱化。第三，小学生自从进入校园，就开始接受普通话教育，学校中自然没有关于苗族文化的课程与活动，相应的，也不会设置与苗族语言教育相关的课程。同时学校要求小学生必须使用普通话学习交流，也建议家长与小学生利用普通话进行沟通，进一步减少了苗族儿童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机会。
2、苗族语言教育资源不足
这一方面的表现首先就是有关多语言教育的经费问题。双语教育自身便是一项造价不菲的社会发展系统工程。实施苗族语言和汉语的双语教学所需经费相当于数倍单语教育经费。由于双语教育的实施不仅需要培训大量的语言教师，还要编制与苗族语言有关的教材等。对于相对贫困的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这些教育经费必将是一笔巨大的负担。但是，国际上一部分多民族国家正在积极努力实现这一发展人类社会文化的宏伟目标。所以，不管双语教育需要付出怎样的昂贵代价，它都要低于无法开展双语教育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
3、学生本身对苗族语言的认知偏差
从小学生自身因素分析，他们不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具体原因如下：第一，小学生无法自信的使用本民族语言，认为在本地方．
言与普通话之间苗语体现出浓厚的乡土味，非常担心同伴歧视自己使用苗语。第二，一些小学生错误的认为只有长辈才使用苗语，这一语言已经过时，因此对其的学习十分轻视。
三、黔东南苗族侗族语言教育发展对策
1、加强民族语言教育意义理念
文化将语言作为载体，其也是文化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在语言教育中应当贯穿文化教育。黔东南苗族侗族接受多门语言的教育，因此，形成了十分复杂的文化教育。在处理黔东南苗族侗族语言教育问题上，必须突出黔东南苗族侗族的文化，对其进行更好的保护和发展。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从美国同化印第安人语言政策中吸取教训，大量印第安孩子接受英语教育，造成了很多土著语言和文化的流失。因此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语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政治学内外因角度分析，使用民族语言的群体对自己民族语言发展前景的态度十分关键，甚至对传承保留本民族语言和文化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若使用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不自信，那么仅仅依靠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努力，是无法形成有效作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除了对苗族侗族语言制定保护政策之外，还需要为苗族侗族成员创造积极应用自己语言的环境，促使其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强化民族归属感，培养对民族文化和语言进行保护的意识。
、重视苗族侗族家庭环境的熏陶2
由于苗族侗族语言体现出的差异性，当前主要是借助于家庭教育实现苗族侗族语言的传承发展。家庭是苗族侗族儿童学习本民族语言、培养民族情感的主要场所。家长首先应当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形成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这一前提下，为孩子创造一种优良的苗族文化家庭环境。传统苗族家庭中迎接客人的板凳舞、节日唱的祝酒歌等民族文化，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儿童的思想，帮助儿童深入了解本民族文化，强化了儿童对本民族的认同感，最大程度激发了儿童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热情。
3、资源方面实施分担体制下的专款专用
面对教育缺乏投入的问题，很多专家提出构建科学的分担教育费用体制。但是对于资金的使用，分担体制无法充分明确其用途，还会出现其他问题。中央政府在确保合理分配资金的基础上产生分担体制下的专款专用制度，也就是中央在投入地方教育事业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并且充分保证投入苗族侗族语言教育的经费，比如对于语言教材、辅导书等方面的投入。同时对苗族侗族教师工资充分保证。其次，为了极大程度确保专款专用，应当对投入资金渠道、经费划拨和评估成本问题严格规定，加强对教育投入的监督力度，杜绝苗族侗族语言教育费用被挪于他用。
4、家长为苗族侗族儿童提供双语教育
小学阶段是儿童口语机能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环境语言的刺激会令儿童异常敏感。相关研究说明，小学时期是语言只要创立环境就会让学生形成学习多种语言的学习的最佳阶段，能力，同时他们可以在多种语言环境中采取不同的语言表达思维，这些学习内容有利于发展儿童思维。因此，家长必须紧密把握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儿童实行汉语和苗语的双语教育。
5、学校可以设置关于苗族侗族课程活动
学校可以以兴趣班的方式设置苗族侗族文化课程，联系苗族侗族风土人情、文化背景组织活动。一方面为苗族侗族儿童创造了对本民族文化历史全面了解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课程体现出的自主选择性，可以鼓励喜爱苗族侗族文化的其他民族儿童进入兴趣班，强化各个民族文化的交流，也防止非苗族侗族儿童强迫接受苗族侗族文化教育。在校园活动中加入民族文化，有利于苗族侗族儿童形成正确的民族观，从而有效提升苗族侗族文化意识。通过开展苗族侗族文化课程，促使苗族侗族儿童深刻理解本民族文化，强化民族认同感，极大程度推动了儿童学习民族语言。
四、结束语
综合分析，当前我国积极发展和完善民族语言教育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只有不断推动民族语言教育的发展，才可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我国的多元民族文化，统一建立中华民族的精神园地。也只有利用民族语言教学的发展，才可以帮助民族地区儿童继承传统文化，最大程度发扬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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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多语言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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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百年演变及思考
提
要
本文回顾、梳理了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认为影响这个演变的两大主要因素是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建设。全球化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造成了中国不同地区语言教育政策的分分合合，至今仍未取得理想的和谐与统一。百年来，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经历了4个不同的模式。
每个民族国家建设模式都有自己的语言意识形态，并以其意识形态为基础形成语言立法，制定语言教育政策，以建设有效的语言秩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清朝政府1911年通过的《国语统一办法案》仍是各届政府语言教育政策参照的蓝本。由于时代背景的限制，这个蓝本不能充分满足当代中国语言教育的需要。当代语言教育政策面临多重挑战：一要满足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二要兼顾社区的语言多元现实；三要让国民有愉悦的语言学习过程，使他们成为忠诚的和合格的公民；四要培养国民的全球竞争能力。
关键词
语言教育政策；全球化；民族国家建设；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秩序
中图分类号H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1014（20xx）05-0011-010
DOI10.19689/j.cnki.cn10-1361/h.20xx0501
TheEvolutionofLanguageEducationPoliciesinGrea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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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intheLastOneHundredYears
ZhouMinglang
AbstractThisarticlereviewsandanalyzestheevolutionoflanguageeducationpoliciesinGreaterChinainthelastonehundredyears.Itpointsoutthatglobalizationandnation-statebuildingarethetwomostimportantfactorsthathaveaffectedthisevolution.GlobalizationbrokeimperialChinaintoseparatelands，leadingtodiversityinlanguageeducationpoliciesandunfulfilledwishesfortheunificationofthesepolicies.Inthepastcentury，GreaterChinaexperiencedfourmodelsofnation-statebuilding.Everymodelhaditsownlanguageideology，and，languageeducationpoliciesonthebasisofthisideology，developedacorrespondinglanguageorder.Moreorless，theselanguageeducationpoliciesfollowedtheQingdynasty’s1911ActoftheUnificationoftheNationalLanguage.However，withchangingpoliticallandscape，theQing’splancannotanswertoday’slanguageeducationchallenges.Nowlanguageeducationpoliciesmustmeettheneedsofnation-statebuilding，takeintoaccountthelinguisticdiversityinvariouscommunities，makelanguagelearningapleasantexperienceforeverystudentsothattheybecomeloyalandqualifiedcitizens，andprepar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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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forglobalcompetition.
Keywordslanguageeducationpolicy；globalization；
nation-statebuilding；languageideology；languageorder
一、導
言
16世纪到20世纪初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与传统中国发生了激烈冲突，使中国相继失去了台湾、香港和澳门。台湾17世纪先后被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占领，1895年又被迫割让给了日本，直到1945年才回到中国的怀抱。同样，香港在1842年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给大英帝国，直到1997年才回归中国。1887年，澳门受葡萄牙殖民统治，中国政府到1999年才恢复行使主权。一系列的国土割让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备感国耻，痛定思图强，向西方寻求解药，以应对西方带来的全球化。从西方列强的崛起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知识分子看到，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似乎都建立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意识形态之上，从而把单语意识形态和单语秩序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直接挂钩。因此，他们责怪中国多言多语，也把中国的落后归罪于“过时”的文字，进而推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意识形态（DeFrances1977：53～84）。经过这批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1911年8月清朝政府在濒临崩溃的前夜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费锦昌1997：22）。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办法案在顶层设计、教材建设、教师培训和语言规划诸方面为历届中国政府的语言教育政策提供了蓝图，成为了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元素之一。
篇六：多语言教育政策
tle>“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的对接-百度文库“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的对接
[作者简介]
王烈琴(1968—)，女，陕西凤翔人，宝鸡文理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于培文(1969—)，女，江苏连云港人，北京语言大学培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跨文化研究。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离不开语言辅路。将汉语发展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的通用语是解决语言问题的需要，是共享语言资源的需要，也是实施语言权利的需要。加强国内汉语教育，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汉语教学，是经济发展、合作的需要，也是汉语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构建和实施多语种的外语教育政策是全球化外语教育发展的趋势，这将有力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速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也是近几年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语言问题与语言政策研究引起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探讨兴趣。2014年以来，中国知网讨论有关“一带一路”语言问题的期刊文章不断增多，内容涉及语言铺路的重要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语言状况、汉语教学的国际推广、地区交流中的文化冲突、语言
人才培养、文化传播、文化认同等问题，但尚缺乏对“一带一路”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据此，本文从“一带一路”沿线通用语规划、汉语教育政策和外语教育政策等三个方面探讨面向“一带一路”的中国语言教育政策问题。
一、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通用语问题
多语环境的存在使得通用语成为人们进行彼此交流的必须品。通用语，亦称“共同语”，是指一个村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内大多数成员共同使用的语言，如民族通用语、区域通用语、国际通用语等。拉丁语，最初是意大利半岛中部西海岸拉丁部族的村落语言。罗马帝国时期，拉丁语是罗马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也是当时帝国核心地区的通用语。英语，最早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部落方言，后成为大不列颠岛上的国家通用语，现在则为世界通用语之一。“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覆盖中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包括东亚的蒙古、东盟10国、西亚18国、南亚8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和中东欧16国等在内的大约65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达44亿，占世界人口的63%，语言和方言数目众多，语言状况极为复杂。“一带一路”沿线多语环境的存在，致使该区域通用语的规划势在必行。
任何社会活动的进行都离不开语言媒介，无论
是书面语还是口头交流语。2015年，中国政府成立了“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当前，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划体系制定和完善，依靠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及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优质产能，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实现包括道路联
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和人心相通的“五通”，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总之，“一
带一路”建设目标的实施与实现均需要语言服务的参与。
美国语言学家Ruiz把语言规划的价值取向划分为三种:语言问题、语言权利和语言资源。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属于多语环境，故语言问题无处不在。
语言属于基本人权，每个国家、民族、社团及公民都享有学习、使用和推广自己所喜欢语言的权利。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源，外语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源投资，这种投资会给个人和国家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益。语言属于“软实力”资源，是国
家综合实力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利用和充分发挥语言资源是每一个国家、民族、群体和个体的语言权利。从这些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沿线的每个国家都希望、也有权利把自己的官方语言推广
为该地区的通用语。中国也不例外。
与“一带一路”沿线50多种其他官方语言相比，汉语普
通话更具备成为该区域通用语的潜力和优势。第一，汉语使用人口最多，仅母语使用人数就超过10亿，其他任何官方语言都无法与之相比。第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容忽视。国家的强大需要语言与其匹配，中国要走向世界，汉语首先要走向世界。第三，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需要中国的经济援助与合作，随着“一带一路”不断深入，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也越来越大，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贸易
往来、交通建设、文化旅游繁荣等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达9955亿美元。“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需要中国的经济援助，需要语言服务，更需要有中国的语言服务。第四，中国国际话语权
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与认同。这样，从语言生态来讲，在“一带一路”沿线上，汉语能够削弱英语霸权对其他弱势语言的冲击，对保护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和维护世界语言生态环境十分有利。第五，“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的倡议，将汉语发展为区域通用语是中国人的共同心愿，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沿线国家的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化进程，同时有助于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威望的极大提升，实为一项
具有世界发展战略意义的重要举措。
二、增强语言意识，达成语言意识形态上的共识
意识形态的英文为ideology，字面意思是关于思想、观念的学问。意识形态反映和维护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念，其本质指向性外化为政治功能或文化功能，包括导向、辩护、教化、凝聚、塑造、解释、整合、批判、调控、预测等功能。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规划是构成语言政策的三大要素。语言实践指对语言库中的各种变体所作的习惯性选择模式。语言意识形态是关于语言、语言使用和语言功能的认识、态度、价值观等。语言规划就是对语言本身及其使用进行干预、规划或管理，从而影响、改变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形态是语言政策的思想基础，影响语言选择、语言使用与语言规划。有什么样的语言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实践和语言政策，单语主义、双语主义和多语主义是较普遍的语言意识形态。
英语之所以从最初的一个部落方言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际语言，除了英国的殖民历史，英、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全球英语教育以及互联网的推波助澜等因素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强烈的语言意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排他性”、“自褒性”和“唯我独尊”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语言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英国
殖民者在美洲大陆上推行英语教育，其目的就是要传播英语。在意识形态上，他们自褒自己的语言是上帝的语言，贬低印第安人的语言是“野蛮人的语言”，采取英语同化教育迫使数以百计的印第安语濒临灭绝，有效抵制和化解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欧洲其他白人语言的威胁，成功地在北美大陆上建起了一座“英语
巴比伦塔”，奠定了美国单语主义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的基石。罗伯特·菲利普森认为，英国海外扩张与宣传的目的就是支持英国外交政策，维护并加强英联邦和英帝国，促进本国贸易并保护海外投资，而实现这些目的的关键就是扩大英语的用途。语言意识形态的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汉语源远流长，母语使用人口全球数目最大，但主要在中国大陆上使用。为什么中国的汉语没有英语那样被广泛使用，除了政治、经济和被殖民历史外，缺少强烈的民族语言保护和传播意识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但未就语言意识、语言服务、语言政策及汉语国际化等问题发表专题讲话，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达成语言意识形态上的共识:(1)“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语言辅路;(2)将汉
语发展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往来的通用语;(3)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推广汉语应当成为今后语言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4)实行多语种外语教育政策是全球外语
教育的主流和发展趋势。
然而，语言意识形态上的共识不能慢慢等待国人的逐渐认知，更有必要作语言意识形态上的引导和培训。提高国民的语言意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学术机构、大众传媒、各级学校以及国民个体等都应该成为宣传、强化国民语言意识形态的主体。充分发挥互联网、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的传播功能，各级学校则可通过举办语言学习活动、学术讲座、课程设置等途径提高语言学习者的语言意识和语言敏感度，帮助形成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语言意识形态:学习、推广使用和传播汉语是每个中国公民的神圣职责。没有强烈的民族语言保护和发展意识，便谈不上正确认识和处理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的关系，母语教育和外语教育将成为一种低效、甚至无效投资，语言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功能则无法实现。
三、面向“一带一路”发展的汉语教育政策构想
维护和推广本国强势语，是世界发达国家一贯的语言政策。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推广汉语为沿线国家和地区交往与合作发展的通用语，制定与
时俱进的汉语教育政策，其意义十分重大。
第一，重视国内普通话普及和汉语语言文化教育。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形成了一种“重外语而轻汉语”的不正常现象，社会各界对外语教育的重视与投入
远远超过了母语教育。尽快改变这一现状，必须采取自上自下的语言教育政策改革措施，持之以恒地加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汉语语言文化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普通话学习与考核必不可少;在高等教育阶段，必须加强汉语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学习。目前，中国高校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外，其他专业的汉语语言文学课程并未受到重视，学生的母语语言文学水平几乎停留在高考阶段。为此，政府应当制定、出台有效的语言教育政策，各级学校按照上级的教育政策，改革和完善学校的课程设置，重视汉语语言文学的学习，加强汉语语言水平测试与考核，严把中考、高考及普通话考试关。通过考试制度、用人政策的改革，从而在最大的程度上
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意识、母语保护意识和公民的汉语语言能力。
第二，高校要对高考学生及大学毕业生的双语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以前，只要高考总成绩达标，一
般就会被顺利录取。但我们发现，有些进入大学的新生或大学毕业生的母语、外语水平都很不理想。试想，一个大学生的母语水平都很差，其外语水平能有多高?一个大学生毕业的语言能力都有问题，其阅读能力、表达能力、翻译能力、写作能力能有多强?不管今后从事语言教育，还是从事笔译、口译、导游、科研等工作，专科、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的双语能
力都非常重要，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加强考核，严格把关。
第三，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对外
汉语教学。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已有66年的历史。截至2007年，海外孔子学院已发展到210所，覆盖64个国家和地区。今后，中国政府应当借助本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与沿线国家达成共识，签署条约，联合发展对外汉语教学。可以实行沿线国家提供场地和教学硬件设施、中国负责和出资对外汉语教师的输出及教学任务的方式。由中国高校承担对外汉语教师的培养，国家“汉办”负责颁发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和教师的派遣。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应包括汉语专业、传播学专业、外语专业教师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应有浓厚的爱国意
识和敏感的语言意识、强烈的母语传播意识以及较高的母语能力、外语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中国政府应鼓励、支持汉语专业和外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除此之外，中国政府应重视和投资网络化对外汉语传播与对外汉语教学，充分利用信息化、全球化的网络平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四，加强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汉语大众传播。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沿线许多国家的认同，向沿线国家的投资不断增加。为此，应当利用双
边和多边机制及区域合作平台，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增设汉语国际广播、电视频道、报纸、网络等大众传播平台，以汉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为主要形式，对外宣传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代社会建设，展示现代中国的独特魅力，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学习、使用中国汉语，推动和加速与中国的经
济合作、文化交流及旅游往来等。
四、面向“一带一路”的外语教育政策构想
在世界越来越全球化的21世纪，外语教育仍不容忽视，实施多语种外语教育政策更是大势所趋。“9.11”事件之后，美国强烈地意识到外语教育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2003年，美国《国家安全语言法案》出台，高调要求美国高校重视外语教育。2004年6月，美国国防部召开了“全美语言大会”;8月，发布《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白皮书，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国家急需的“关键语言”:阿拉伯语、汉语、日语、朝鲜语、俄语、印度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2006年，美国《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正式启动，两年后获得了政府的巨额财政拨款支持。2009年，美国《高等教育机会法》通过，为高校学生出国学习关键地区的语言与文化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2011年，美国《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战略规划:2011—2016》对美国军队的外语教育内
容与外语能力测试提出了要求。
197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外语教育进一步受到重视。进入21世纪，日本一方面继续加强英语教育，另一方面开始实施多语种的外语教育政策。
有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已有
653所公立、私立高
中开设了除英语外的24种外语课。日本高校大学生可以从众多的外语课程中自主选择外语科目，如
汉语、英语、朝鲜语、德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
加强日本公民的国际视野与多语种语言能力是目前日本外语教育的主要目标。
1991年，欧盟在瑞士召开外语教学会议，达成了诸多共识，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终身学习外语的原则。1995年，欧盟提出从教育领域推动语言多样性，加强各成员国间相互学习语言，反对语言霸权主义。2001年，《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共同参照框架》出版，从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三个方面，分六个等次描述了公民语言多元化能力的发展标准。
进入21世纪，俄罗斯先后颁布了几个重要的外语教育指导性政策文件，如2000年的《学习外语的函》、2004年的《国家普通教育标准基础普通教育外语课程标准》和2007年的《关于在普通教育系统中学习小语种的函》，主要内容包括:外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大力发展双语和多语种外语教育;采用灵活的双语和多语种组合教学模式。俄罗斯的中小学除开设欧洲主要国家的语言
课，还开设了与俄罗斯相邻国家的语言课。目前，莫
斯科的中小学设有20余个语种，英语、法语和德语为主流，对小语种如西班牙语、波兰语、芬兰语、意大
利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汉语、日语和朝鲜语的需求也日益旺盛。
从以上发达国家目前外语教育政策的改革情况来看，可以发现一些共性问题，即必须长期重视外语教育，注重外语教育与国家利益的紧密联系，外语教育要与时俱进，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实施多语种外语教育政策是21世纪全球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总趋势。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经验，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将国家安全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利益作为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估的现实依据与衡量指标。
第一，制定和实施多语种的外语教育政策。外语语种的选择是外语教育政策中最核心的问题。选择何种语言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因素的社会问题。在“全球化”和
“一带一路”背景下，外语教育必须多语种化。外语
语种要包括西方强国的官方语言，包括对中国构成潜在危胁国家的官方语言，还要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官方语言。小学和初中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以英语教育为主，另增加一门第二外语选修课程。高中阶段的外语教育课程可开设三四门外语语种，如英语、德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等，高中生可以自由选择两门外语必修课。在高等教育
阶段，除欧洲主要语言外，增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官方语种，设置相关语言专业，为高校大学生(外语专业和非外语专业学生)提供学习多种外语(如阿拉伯语、波斯语、朝鲜语、西班牙语、德语、东南亚国家语言等)的机会，为高等教育人才的出国深造、专业发展、职业规划提供选择余地，扩大发展空间，增加就业机会，扩大语言服务范围，提高语言服务质量，增加个人和国家经济效益，从而充分发
挥“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的辅助作用。
第二，不同阶段、不同语种的外语语言能力应当有所区别，避免“一刀切”的评价标准。小学阶段的外语学习应以培养良好的语音、书写习惯和外语学习兴趣为主;初中学生的外语学习以培养学生基本的语言技能和初步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主;对于高中生而言，除了基本的听、说、读、写技能外，应重点培养高中生的外语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对于学习公共外语的大学生而言，应重点培养笔译、外文文献阅读能力。除外语听、说、读、写基本技能外，外文文献阅读能力、笔译和口译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等应成为高等院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重点目标。对不同的外语，应依据开设时间以及重要性的不同，在外语语言能力考核标准方面应有所区别。
第三，中央应当鼓励地方政府、地方高校、民间
机构、私人企业等联合创办多语种外语培训学校，为
“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外语人才。通过中国政府部门下达政策，民间机构及企业等提供培训资金与场地，地方高校负责语言培训教学等途径与模式，开办多语种外语培训学校，培养各类实用型语言人才，包括不同层次的语言教师与涉
外经贸、旅游等方面的语言翻译人才。
第四，地方政府和高校要为高校语言人才做好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外语学习是一个耗时、耗资、耗能的过程，对个体而言，其最大的现实需求就是谋求理想的社会职业以求生存和发展。如果外语学习不能达到预期的学习目的，学习者就会失去学习动力，外语教育本身便丧失了现实意义。没有个体化的外语教育与学习，国家外语教育整体目标就无法实现。所以，地方政府、高校及社会机构应设法为高校语言人才做好未来职业规划与职前指导，同时创造一切机会让高等外语人才找到适合的工作岗位，从而实现外语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出的一项战略举措，关系到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以及中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利互惠、合作发展，离不开语言辅路，而探讨面向“一带一路”发展的中国语言教育政策，则具有非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中国加强国内的汉语教育，实施多语种的外语教育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发展、壮大汉语，并把汉语发展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往与发展的通用语，抵制、削弱英语霸权的负面影响，提高汉语的国际竞争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服务。与此同时，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外语教育与母语教育的关系，在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方面，应当明确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和原则:母语教育永远是根本，外语教育始终要为母语教育服务。中国外语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使中国不断发展和强大，并使汉语发展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
的外语教育政策必须围绕这一最终目标来规划、制
定、实施和评估。
篇七：多语言教育政策
tle>我国的多语言现象研究探讨-百度文库我国的多语言现象研究探讨
摘
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56个民族组成，这样使得汉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状态。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因此，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英语的交集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今后的多语言开发和多种语言的发展在中国是大趋势。希望本研究结果能更好地发展我国多种语言的研究，可以带来一些更多的中国多种语言研究理论贡献,尤其是在多语言教育研究方面。
关键词：多语言现象；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
0
引言
众所周知，少数民族语言、标准汉语和英语这三种语言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更确切地说，少数民族语言对于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遗产至关重要；标准汉语对社会和经济一体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英语则有利于国际化的实现。因此，如果能够有效地实施三语教育，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少数民族可能的边缘化，使他们能够参与到更主流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还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同时，还可以维护和传播自己的本土文化和语言。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阐述我国多语使用的历史和现状，然后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再次，通过一些研究探讨多语言教育在中国发展的优势。
1多语言现象在中国的历史概况与现状
1.1
以前的中国语言政策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由于语言政策的支持，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得到了相对较多的尊重。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规定:“负责保护各民族地方的自治机关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第8条规定“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
的语言和自由权利”(AdamsonandFeng,2014)。然而，由于各少数民族地区可利用的资源、经济和地理条件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为了减少少数民族语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的复杂性，政府采取了一些强制性政策。特别是在教育体系方面，主要目标是实现文化和语言的同质化(Hansen,1999)。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语言受重视程度降低，少数民族学生只能用第二语言(标准汉语)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母语来应对学校的科目，这就导致了少数民族学生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弱。
1.2
我国多语言现象
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许多位于中国地理边缘的少数民族受到了国家的更多关注。例如，目前的高考除了使用标准汉语外，还可以使用藏文、蒙文、哈萨克文、韩文、维吾尔文、吉尔吉斯文进行(Mackerras,1994)，这些语言都是少数民族语言。
以新疆为例
许多民族自治地方都位于边境附近(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2004)，如内蒙古自治区(伊玛尔)，延边自治区(YKAP)，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等。在这一部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将作为案例进行研究分析。从地理上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部的雪山是一个连接欧洲和亚洲的多语言和多元文化地区。它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和蒙古接壤，具有复杂的民族结构，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国际参与潜力。因此，Ping(2016)得出结论，不同民族之间在文化和语言上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多语言研究从未停止。近年来，维吾尔自治区对双语或多语教育的需求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和紧迫，采取了通过实施双语或多语教育等策略来维持该地区的稳定性，旨在快速提升和加强在该地区的此种教育方针。
在政策支持方面，根据不同的民族身份，将语言教育政策分为两种平行类型：少数民族学生以母语(母语)作为教学语言媒介，普通话作为第二语言学校科目；
和以汉语普通话作为汉族教育语言的媒介，英语作为首选的第二语言学校科目
(Sunuodula和Cao,2015)。
Sunuodula和Cao(2015)解释说，为了应对国家2000年和2011年的通用语言法案(该法律强调普通话是国家官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平衡关系，新疆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政策之一是2007年发布的“义务教育阶段双语课程计划”，也被称为“三选”政策。更明确地说，新计划要求新疆的每个民族从三种备选方案中选择一种。三种选择中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普通话作为教育媒介的使用数量。此外，高考还包括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和数学。
与此同时，政府计划投资51万人民币，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这种独特的多语言教育。在中央政府的资助下，这类多语言教育也计划扩展到少数民族的学前教育(Zhang,2010)。
然而遗憾的是，在英语学习方面，尽管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和重要的文化资本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但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在教育资源上还是在传统制度上都远远落后于汉族地区。因此，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没有足够的机会学习英语。
鼓励和发展多语言教育的益处
2.1对于个人的益处
首先，从本质上讲，双语或多语使用者更具有认知创造性和主动性。根据Foster和Reeves(1989)的研究可以发现，学习外语的学生在涉及评估的任务中得分更高。此外，Landry(1973)认为双语或多语教育有利于创造力和灵活思维能力。其次，在医学和健康方面，双语或多语使用者患阿尔茨海默病、衰老性精神障碍和慢性失语症的几率较低(Chibaka,2018)。更具体地说，根据一些已进行的研究表明，双语或多语的人比单语者表现出更高的认知储备，而这种认知储备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机制，帮助提高他们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性。此外，Haynes等人(1992)给出了失语症的定义，即“一种由中风或创伤性脑损伤引起的交流障碍”，而使用双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有效地治疗急慢性疾病。第三，Abutalebietal.(2008)指出，双语者的交际能力更突出是因为大脑对语言的认知会受到刺激。最后,Chibaka(2018)声称，双语和多语制也促进学业成绩和有更多的职业机会因为他们更善于解决问题和记忆，以及他们能够参与更多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因为全球化的出现。
2.2对于社会的益处
AdamsonandFeng(2014)总结出多语言对于中国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包括降低少数民族潜在的边缘化，增强国家的凝聚力，通过促进旅游业或国际贸易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增加合资企业等。
近年来，双语甚至多语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特别是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英语的地位和重要性达到了历史新高，对英语水平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这种教育现象对整个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如此，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教育家和政府的广泛关注。Adamson和Feng(2014)指出，教育部颁布了三个政策文件，大力支持英语语言教育。第一项规定小学英语教学应从三年级开始(中国教育部，2011a)。第二项是针对初中，明确了中学毕业生的英语标准(中国教育部，2002年)。第三项是针对大学的，要求在三年内用英语教授5%到10%的本科课程(中国教育部2001年，1b)。因此，政策带来的压力也刺激了大量私立英语学校的需求。一些数据显示，英语学习者人数估计将增加400万，超过所有英语国家的总人口。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是，英语教学是一项数十亿美元的生意。民办英语语言培训机构已达3万家。因此，Zhan和Sun(2010)认为英语不仅是国际交流的工具，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不断增加的英语学习的趋势逐渐暴露了其带给中文的巨大挑战。为了验证这一论点，笔者设计并分发了一份问卷，收集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中国学生的英语语言状况的一些信息和数据。(样本总数为121个，为了便于问卷的填写与调查研究，本问卷采用中英双语设计)。相关报告如下。
第一点值得注意到的是，尽管政策规定，学生应该从三年级接受英语教育，而以下柱状图显示，实际上，大多数孩子是在3到6岁之间，也就是在他们进入三年级之前就开始接受英语教育。
图1
其次，从以下柱状图中可以看出，除了数学补习外，英语补习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且这一比例已大大超过了汉语的补习。
图2
1.
从学生在学的汉语和英语成绩来看，可以看出：英语成绩处于极为优秀的学生要远远多于汉语优秀的学生。
图3
最后，关于每年学习英语或第二、第三语言上的花费，一线城市的学生每个月一般要花费1万人民币用于英语学习，二线城市的学生每个月也要花费约5000元人民币。
1.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多语言现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政策完善过程。一方面，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多语种教育；但另一方面，对母语汉语的重视也是不可忽视的。只有在承认和维护母语的同时，改进其他语言，多语言才能在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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